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为了防备人认为我灌水，就贴篇文章吧

七十年代人的成长历程——

我的飞毯从慕尼黑来

　陈丹燕

1992年，中国已有十多年开放的历史。我的整个年轻时代，都伴随着告别朋友，他们去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法国，去巴西、南非，还有香港地区，我陪他们买轻便的衣箱，买成打的内衣，买中国的工艺品带出去送洋人。我们在拥挤的车上提着东西，被人们亲热无礼地撞来撞去，断断续续地议论着将来的新生活，我永远都会记得他们的眼睛，在疲倦的脸上闪闪发光。慢慢地，我懂得了准备出国的窍门，看到有合适的东西，比如墨做的知了、香木的仕女书签，就买来收着，等有朋友走，不用现买。慢慢地，电话少了，岁末的圣诞卡多了，后来，卡也少了。有一天在路上走，看到一棵树，光亮的树枝上不少小坑，那是落叶的坑。突然就想到，我心上由于友谊的渐次丧失，而有的小小疤痕。

　　就在我将要走的时候，我的又一个朋友走了，她来告别。她是一个瘦弱的女子，为了忙出国前的准备，又瘦了一圈。我们看着彼此，她去日本，我去德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所以不知道说什么才对，就这么看着，想说什么，但不晓得要说什么是对的。我想，大概这就叫生离死别。当眼泪在眼眶里形成第一滴水的时侯，她说了一句“再见”，转身就走了。

　　这一声再见，是多么的不确定啊。

　　我们为什么要像秋天的树叶子一样，全都从树上落下去啊，迫不急待地落下去。

　　亲爱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走了，慢慢我不需要陪任何人去买成打的内衣带出国了。在上海，我觉得寂寞了，我的朋友真的都差不多走光了。那时候，老觉得自己被抛弃，有一点惊慌和不快。在我的印象里，我的朋友们，一个个地，走到我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音乐里去了，他们就这样走进去了。有时我想和他们一起去。

　　于是，到了我离开的那一天。我经香港转道德国。启德机场前往欧洲的候机处空空的，因为时间尚早，父亲早年的同事在香港，他像所有老人一样早早地送我进了闸门，然后打电话回上海向我父亲报平安。

　　在闸边，他当我还是他看着长大的小孩，拍拍我的头说:“我们不知到什么时候再见了。这一去可是天涯海角。我已经有五年没见我笛笛，四年没见我小三了。”笛笛和小三，都是我童年的玩伴，他们先后去了国外。他的眼睛有些感慨地望着我，50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带着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理想从海外回到中国大陆;而现在，他们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像从树上落下来的叶子一样，一个一个飞到外面去了。我们院子里有多少孩子是从香港转飞机走的？他代替我们的父母送走了我们每个人，到世界各地，许多人、许多年都没有再回来。

　　我们都是典型的70年代的中国孩子，像白纸上落了墨，不能改变。那一代长大的中国孩子，热烈盲目追随西方，他们貌似弃华崇洋，但彻头彻尾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他们以一种由自己想象出来的欧化，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他们像夏天的青虫扑灯那样扑出国去，青虫乒乓地撞着灯泡的玻璃，他们疼痛地撞在坚硬的欧洲大地上。

　　可要是没有去，没有撞疼过，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在慕尼黑的旧机场出闸的时候，我闻到了一种在中国机场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咖啡和香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它使我恍惚起来，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有一次，从一个女孩家告别出来，她跟在我们后面咚咚地下木头楼梯，明天她要去美国，楼下有极亮的初秋月光，她手掌柔软地轻触我的手背，说:“我会写信的。”

　　我说:“不知道。”

　　我的眼泪突然热乎乎地涌了上来，那天的月光吸光了所有的颜色，她家门边一个裸露在墙外的水龙头滴着水，一滴一滴，像珍珠。在我的眼泪里，它们被放大了，也变得柔软了，那时的感觉也是不真实的。

　　我走了出去，我看到了天上有许多大大的星星，淡蓝的星星，那是慕尼黑的夜空里的星星。